儒家学说自有长处，不是他蚍蜉撼树所能动摇的。
然而，引起我们警觉的倒是，儒家对人性善的过分自信的信念，至少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消弱了其对人性脆弱和贪婪的深刻的反省，而对人的自觉性给予过高的期待，对人的自然情欲的力量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常常导致这种反省流于文过饰非。
中国儒家智德观的特点在于，它把知或智主要看作是一种人事之智或者说是知人之明。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几千年来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它所遵循的是一种中庸之道，在这种中庸取向的价值观所构成的文化氛围中实施自主创新，会使创新活动因重重阻力而功亏一篑。
当农家以“粗食不忘天地德，布衣常念祖宗恩”这种最纯朴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感恩的情怀时，当佛家以“善哉、善哉”这种最直接方式抒发出他们感恩的情怀时，当儒家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书写出他们心中的感激时，我们内心不由得为之一震，并深刻反思，我们尘封已久的感恩有心何时才能焕发它的光彩？
世俗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而且。
只是石勒对在华夏之区如何治国安民毕竟很陌生，身边有很多儒家士大夫辅佐，在制定大政方针方面，还是会听从儒生们的意见。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中正与两端保持等距离，是最完美的均衡状态，无论偏向任何一端，都将破坏均衡，同样这与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条线索力抗时潮，真可谓不绝如缕，那知现在却成为大陆与海外共同承认的显学，确实是不可思议。如今第二代的新儒家也已凋谢，应该是一个适当的重新加以检讨的时刻了。
中国，文明古国。四大发明屹立不倒，儒家思想传颂至今，诗词歌赋，更是曾出不穷。那些从小翻看的东西深深烙印于心，把我和祖国深深联系在一起。
儒家强调，吾人接受与生俱来的种种现实上的限制，但又不委之于命，不把眼光局限在现实利害上，努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不计成败，知其不可而为之，支撑的力量来自自我对于道的终极托付。
“和”与“同”、“中”具有深刻哲理关系。儒家伦理意蕴包含“执两用中”、“和而不同”两个基本方面。
大学时期有一位东方文明史的教授，他使我对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的丰富内容有所了解，同时也使我萌生了一个不可名状的"中国梦"。
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且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是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在进取方面是很不够的。
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
乐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来源于人又作用于人，自从人们认识到乐的作用，就开始注重乐的教化作用，先秦儒家主张的用乐治国安民之策，正体现了这一点。
儒家的忠君思想，可保百官对皇上忠心不二；儒家的仁爱思想，又可以让君王与百姓保持良好的关系。
中国儒家推崇忠孝安邦，礼义治国，注重现实生命的人文精神，而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求知文化，强调以法治国、法律主治。
儒家学说虽然糟粕不少,但整个内容不失博大精深,千百年来积厚流广,其影响是深远的。
这些汉儒也不是抱残守缺的人物，如陆贾取法家的中央集权制度，贾谊强调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思想治国，用儒家思想统摄其他各家，最后自成一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极富针对性。
从深层的文化心理到表层的器物制度，从钟鸣鼎食之家到引车卖浆之流，儒家德福思想宛如涓涓不竭的血液流淌于社会有机体的周身上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恕道的核心。
诚信是诗圣李白的“一诺千金”；诚信是古代皇帝的“一言九鼎”；诚信是儒家学中的“事实求是”；诚信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坚守原则；不是固执死板，而是仁爱负责。
当时割据势力中抱有登基称帝企图者不乏其人，之所以鲜有公开付诸实施者，并非由于儒家正统思想束缚，敬畏天命，只是顾忌有曹操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存在而已。
在思想史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在海内内外已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这本位不仅表现在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对儒家伦理的认同，还深入中国人衣食住行的消费生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无所不包的文化，主导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同时指出基于原子式个人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由于个人与社群之间的紧张而导致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上的困境，也唯有儒家兼顾个体与全体的中庸之道方可解决或避免。
中国的儒家文化讲究柔中带刚的中庸之道，很适合肖邦这种诗意的音乐。不理解肖邦音乐的人可能会觉得比较柔和，但是深入了解肖邦之后，他的音乐其实是非常激昂的。
儒家谓之世，释家谓之劫，道家谓之尘，言俗缘之未脱；儒云致一，释云三昧，道云贞一，知奥义之无穷。
因为采取直入本质的方式，所以佛教浩如烟海的被历代僧人研习，但并不拘泥，故中国的佛教的门派之间没有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这正合乎儒家哲学的中庸之道。
荀子生于古代的封建制度要被推翻，以将建立强权*制为目标的秦国为乱世打上休止符的时期，可谓是乱世之末的大儒家，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